节气专稿丨陈耀辉：清明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唐代杜牧的《清明》这首诗，就像一个封存着陈年醇酿的精美瓷瓶，在历史的江河中，漂流了千年之久，为神州大地暮春三月的清明时节，点染了无法消褪的忧郁色彩。“欲开未开花，半阴半晴天。”（杜牧《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》）在小杜的眼里心头，清明多半是这个光景，就像他的英发俊爽然而功业未成的人生一样。

北宋的晏殊心目中的清明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：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。日长飞絮轻。”（《破阵子》）天光明媚，人物悠闲，而且贵在干爽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了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这一固定思维模式的反面例证，并由此推定，多雨并非清明的恒稳征候。

可是，当我们仔细品味相隔百年的两位文坛巨匠的字句，又觉得晏殊沉湎的况味之中，似乎少了点儿什么。或许“杏花村”的绵柔芬芳，还是从杜牧的酒瓶里，透了出来。天地有阴也有阳，季节有春夏也有秋冬，人生有欢喜也有愁闷，这才是世相。清明，或许就是多姿多彩又多感的时节，百味协调，生机油然。

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，公历4月5日前后，我国各地的山山水水，就像是从乍暖还寒的料峭早春之中，彻彻底底地暖透了身心，爽爽快快地苏醒过来，用弥漫于天地之间的柔情，迎接“清明”这个万物奋发的时间节点。

“清溪一道穿桃李，演漾绿蒲涵白芷。”（王维《寒食城东即事》）“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。”（苏轼《东栏梨花》）广袤的中华大地上，黄河中下游流域，柳棉如雪，繁花似锦。处于北温带的省份，冰河泛波，柳条放青，小草发芽。鲜洁清新的风光物态，从江南到塞外，悄然弥漫起来。繁盛的景象，在人们喜悦的目光中，渐次展开。

南国的晚春，山色空濛，水光潋滟，平芜远树之间，亭台楼阁之侧，处处如烟的胜境，牵动着纷飞的意绪。

北方的三月，杏蕾初满，柳芽欲吐，潜鳞追逐暖阳，飞羽承受熏风，行人换上了轻装，洋溢着盛会的情致。

这就是清明，天朗气清，万物繁生。空气更纯净，物色更温柔，阳光更明媚。

“清明”作为汉语词汇最早见于《诗经》。“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。凉彼武王，肆伐大商，会朝清明。”（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）“清明”在诗中的意思相当于“治平”，国家政治有法度有条有理的样子。“明”在这里的读音，依据宋代吴棫的《韵补》，应该是“谟郞切（读如忙）”。《韵补》例举了《尚书》中的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”（《书·益稷》）、《楚辞》中的“暾将出兮东方，照吾槛兮扶桑。抚余马兮安驱，夜皎皎兮既明。”（《楚辞·九歌》）明、良、康、方、桑应该是押韵的，这就是佐证。我们对“明”字的这个读音，也应该表示认同，纵观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大家也确实看到了，清明很忙。除此以外，“明”的字音都与现代汉语读法一致。

“清明”还有“清澈明净”“精神清朗”“天气晴朗”等意思。而最为显著的含义，就是“二十四节气”之一的“清明”。

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的伟大发明。早在商朝时期，我们的先民就能够利用土圭测量日影，以此确定了夏至、冬至、春分、秋分这四个最重要的节气。所谓土圭，就是在地上直立一根杆子，以此观察日影的长短。“土”近乎“简陋”的意思，因为这个办法确实非常简单。周朝时，又增加了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四个节点。到秦末汉初，二十四节气确立完备。西汉刘安的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开始明确提出二十四节气的概念。公元前104年，汉武帝任命邓平等人，召集全国天文学家，商榷制定《太初历》，把二十四节气正式编入国家历法。

《史记·历书》中记述：“春分后十五日，斗指丁，为清明，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，盖时当气清景明，万物皆显，因此得名。”“清明”作为节令称谓，大约在东周到秦末汉初这段时间。有官方正式认定并载入史册，则是从武帝时期的《太初历》开始。

1935年之前，“清明”只是节气名称，从来没有可与端午、重阳等节日地位等同的“清明节”。直至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明确规定4月5日为国定假日。

2007年12月7日，国务院规定“清明节”也就是农历清明当日放假1天。2008年，清明节正式成为法定节假日，放假一天。2009年，又把假期改为三天。假期的长短，与节日地位的轻重成正比。

支脉融会，时代贯通，那些从古到今与清明相关的时刻，以及相关的民生镜像，终于绾结起来，形成一条串联中国风情的主线。这就是“清明节”的由来。

现代清明节的习俗，主要有上巳、寒食两个源头，而上巳节的历史最为悠远。

上巳节，又称三月三，至今仍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沿袭不衰的传统节日。古代采用天干地支纪日法，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，被称为上巳。两汉的儒家学者认为，周王朝有“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”（《周礼·春官》）的礼仪制度。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为《周礼》中的这句话做了注解：“岁时祓除，如今三月上巳，如水上之类。衅浴，谓以香薰草药沐浴。”（《周礼注疏》）

《诗经》里面有一首《国风·郑风· 溱洧（zhēn wěi）》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段女追男的情节。伶牙俐齿的女孩子，在三月上巳这一天，成功说服初次见面的憨厚青年，一起去河边游玩，由最初的客客气气，迅速发展成亲亲密密。诗经时代的古人，情商智商，都不逊色于现代人。

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沈约撰写的《宋书》，引用了汉初的韩婴为《诗经》做的注：“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，之溱、洧两水之上，招魂续魄，秉兰草，拂不祥。”这是可以让现代人注目观赏的、定格在上古优美诗句里的、三月上巳的旖旎风情。

对于有抱负的士大夫而言，上巳又不完全是一场热闹的集会，更是一种不戚戚于贫贱、不汲汲于富贵的人生态度。孔子曾经让每个学生畅谈自己的志向，他的弟子曾皙这样说：暮春三月，春装缝制完毕，约上五六个成年朋友，带上六七个小孩子，在沂水边洗洗澡，再到求雨的高台上吹吹风，然后唱着歌谣往回走。传承西周的礼仪一直都是儒家的梦想，春装意味着农桑经济的正常，悠然的生活则说明天下太平没有战乱和灾疫，而这一切又体现了儒者美好的情操。所以孔子对曾皙的人生追求，大加赞赏，甚至表示“和我想的一样啊！”

《后汉书》里又说到了汉朝人过节的一个情景：“是月上巳，官民皆絜(洁)于东流水上，曰洗濯祓除，去宿垢疢（chèn 病），为大絜（洁）。”东西流向的江河，基本属于主体水系，水神的地位更高一些，因此成为祈福仪式的首选。无论官方还是民间，都要在上巳这一天，奔赴当地的大江大河，洗涤身体上的污垢，祛除疾病，实现纯洁的最高境界。这也就是郑玄所说的“水上之类”。而郑玄所说的“衅浴”，又反映了另一种现象，有一些沐浴的方式，是仿照用人畜的鲜血涂抹钟鼓，不太像是美容健身的心态，更像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。即使在同一个时代，同样的风俗，不同的人做起来，也呈现着不一样的风情。

到了魏晋时期，上巳节的时间被固定到三月初三。求神祈福的严肃性、在身体上的各种涂抹，从这个时候起，几乎完全被水边的宴乐、郊外春游、青年男女的集会所取代。从前的那些“务实”的古老风俗，顺应了人性对欢乐的需求，也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，渐渐地被娱乐化了。名义上还是“祓禊”“修禊”，内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
上巳节最值得一提的娱乐活动是“曲水流觞”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“曲水流觞”是王羲之参与的兰亭集会。人工修筑的曲曲折折的小渠，从丰沛的溪流引水，有专人将酒杯、瓜果之类从上游放下，任其漂流。众人的座位参差错落排列水边，漂流过来的酒杯伸手可取。大家一边饮酒，一边吟诗作赋欢笑言谈，一边观赏附近的山光水色。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（《兰亭集序》），人与自然、风俗与文化，已经达成最美妙的契合。王羲之受命作序，即兴挥毫，天资灵感、环境禀赋，全部汇入他的笔端，因此留下了古往今来最美的行书。

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（杜甫《丽人行》）在唐代，上巳节很受重视，修禊仪式、郊游踏青、水边宴饮，都是重要的娱乐项目。从宫廷到山野，从皇帝到平民，每逢三月三日，就像接到了统一的号令，每个人都会热情洋溢起来。

从宋朝开始，作为汉民族的上巳，个别习俗虽有延续，要么是少数人的爱好，要么是临时起意，聊复尔尔，再也没有先秦与汉唐的盛况了。

“清明寒食好，春园百卉开。”（韦应物《寒食》）关于寒食节的起源，在逻辑上，可以推断为周王朝的防火制度。在感情上，中国人更愿意接受介之推的故事。

介之推的故事有几种版本，其中《介之推不言禄》是正史《左传》里的名篇，说的是晋国公子重耳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之后，归国即位，史称晋文公，是很有作为的一代霸主。他归国之初，赏赐曾经共患难的随从大臣，唯有介之推对自己的奉献闭口不谈，因此他也就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。按《左传》的说法，“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”俗话说，宁落一屯莫落一邻，重耳偏偏把一个功臣给忘到脑后去了。介之推难免有些情绪，回家之后跟老母亲说起此事，在母亲的启发之下，介之推想明白了，重耳贵为王储，归国即位理所当然，并不是臣下能够左右的事情，大家为此争功是可耻的，自己虽然不争，心里毕竟没有做到完全放下，推究起来也不光彩。于是就带着老母亲，到绵上这个地方，在深山里隐居起来，至死都没有出山。晋文公得知此事，十分自责，就把绵上的田产作为祭奠的封地，用来铭记自己的过错，表彰介之推患难与共的功劳和廉洁正直的美德。

还有一种传说，公子重耳流亡时候，因为没有食物即将饿死，介之推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一块，烤熟了献给主君，公子重耳为此感激涕零。介之推逃入绵山之后，晋文公因为找不到介之推，万分焦急，有人给他出主意说，只要放火烧山，介之推总不能让自己和母亲烧死，就会自己出来了。晋文公信了这人的话，没想到放火之后，整个山林焚烧殆尽，介之推也没有现身，最后在一株烧焦的柳树下面，发现了介之推母子的骸骨。晋文公非常伤心，把他们母子葬于绵山，修建祠庙，并下令在介之推遇难的这一天，禁止用火，举国寒食。

《后汉书·周举传》中记载，周举任并州刺史时，太原郡内，有介之推焚骸、龙禁之忌等旧俗，人们都说神灵不喜欢看到火光，因此各家百姓都不敢提生火做饭，要吃一个月的冷食。体弱者往往因此生病死亡，周举果断采取措施，移风易俗，把禁火时间改为三天。

当地人始终认为，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，也是寒食节这一天必须扫墓祭祖的原因。寒食节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它的文化内涵，也在逐渐发生变化。介之推为人的忠贞、诚挚、无私，个人品质的高洁，始终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。他不再是一个传说，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无法磨灭的精神象征。对介之推的纪念，就是对高尚道德情操的崇敬。后人也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，感悟为人处世的方法，学会如何对待感情和利益，懂得体察别人的内心。

关于寒食的另一个“合乎逻辑”的说法，也有积极的意义。《周礼》中记载：“中春，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。”火禁的理由是“为季春将出火也，火禁，谓用火之处及备风燥。”“出火”是按照当时古人观测到的天文现象，“三月昏时，大辰星在卯南见，是火星出。”火星出就容易发生火灾，所以要禁火。这是古代春分时候禁火的制度，三月发现火星异动，负责掌管火种的官员，就要摇着木铎，提醒居民，天干物燥小心火烛。这是古人的防火意识。

其实，古代的寒食风俗，从它产生的时候开始，在人们的意识之中，就包含着两个观念：缅怀先贤，注意安全。

由于寒食时间跨度太大，乃至于影响到生命健康，从魏晋时期开始，国家就频频发布敕令，严加限制。

因为寒食与清明只相隔一天，为了淡化寒食节中的陋俗，到了唐代开元年间，敕令“寒食清明，四日为假”。大历年间又发布政令，“自今以后，寒食通清明，休假五日。”到了贞元六年，国家明确规定，寒食和清明，参照元日节，前后各给三天假期。至此，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二为一，寒食节的内容，除了祭扫之外，其他部分多半已经名存实亡。换句话说，在这段时间吃低温食物，都属于个人兴趣，不再是传统规矩。

从寒食风俗的变迁过程中，也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历史规律：对人民有益的，必然兴旺；对人民有害的，终将消亡。

唐宋以后的清明节，不但取代了上巳和寒食，而且兼收并蓄了这两个节日的所有内容，虽然尚未出现“法定”的清明节，然而作为源头的旧俗，基本上被边缘化了。“东风节气近清明，车马争来满禁城。”（张籍《喜王起侍郎放牒》）扫墓、踏青、蹴鞠、荡秋千、放风筝、种树，差不多都是清明该做的事情。“晴风吹柳絮，新火起厨烟。”（贾岛《清明日园林寄友人》）一切都是属于清明的风景。

如果从美学的视角审视古代文化，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越古老越不常见，有时候反而让人悠然神往，就像今天的人们，被现实生活围困得太久，越来越惦念传统风俗一样。曲水流觞，禁火取火，想象之中，仿佛鉴赏陈年的普洱，拂面的古风，悄然吹送着来自悠远时空的芬芳。即便是宋朝的苏轼，或许也有过类似的意想。

苏轼被贬谪到黄州的第三年，也是一个季春三月，他度过了一个最心酸也最珍贵的寒食节。这天，他写了两首五言诗：

自我来黄州，已过三寒食。年年欲惜春，春去不容惜。今年又苦雨，两月秋萧瑟。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支雪。暗中偷负去，夜半真有力。何殊病少年，病起头已白。

春江欲入户，雨势来不已。小屋如渔舟，蒙蒙水云里。空庖煮寒菜，破灶烧湿苇。那知是寒食，但见乌衔纸。君门深九重，坟墓在万里。也拟哭途穷，死灰吹不起。

作为唐宋文坛巨匠，苏轼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。这两首《寒食诗》，写尽了人间苦楚，也彰显了他奇伟瑰丽的文笔。他亲笔书写的诗稿，一气呵成的行书，从凄楚苍凉的境遇中超脱出来，惊鸿游龙一般，恣意挥洒，飞腾变化，又始终保持着温润与高雅。这就是举世闻名的《寒食帖》，九百多年以来，即便是观赏其拓片，仍然可以感受到，如玉君子高贤大德内在精神的光芒，让人惊艳，让人感叹，让人不忍碰触。这就是苏轼的力量，饱蘸英雄血泪，给渐趋冷淡的寒食，打上了一缕温暖明媚的阳光，再也无法移开代代后人的视线。

万物的盛衰，虽说是修短随化，却也未必终归于尽。总有某种精神，就像熠熠的星辰，永恒地存在着，等待某一次不经意间欣然偶遇的人。一如王羲之、苏轼在中华文化的天空，留下的璀璨痕迹。

上巳节的淡出，寒食节的融入，清明这个节令，显得越来越重要。作为先秦至今的文化景观，独树一帜的清明，该怎样去实现最好的扬弃和包容呢？从远古到当代，围绕着清明节的文化习俗，有变迁也有绵延，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流。“清川无尽时，学者有常态”，中国人的清明节，有哀思，也有欢笑。有缅怀，也有展望。寄托了一己的康乐，也有关乎国家天下的梦想。

美好的时代已经到来，传统的风俗放射出新的光彩。只要我们够努力，只要我们够珍惜，一切祈愿，都指日可待。

作者: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陈耀辉